◆彭奎

从波兰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好消息：我国青海可可西里和福建厦门鼓浪屿双双入选。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由此增至52处。

这是值得庆贺的好事，既能增强民众对我国灿烂文化遗存和壮丽自然山河的自豪感，也有利于吸引世界对中国遗产保护的关注。但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和广袤国土的大国，拥有数量较多的世界遗产也是理所应当。

从1977年联合国开始评审世界遗产发展至今，世界各国早已从以争取遗产数量为中心转移到以遗产保护质量为核心。有专家在今年1月的《世界遗产》刊文指出：世界遗产早已过了拼数量的时代，“靠申请更多的遗产来树立国际地位，已经失去了土壤。”世界遗产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不再简单体现于遗产数量和申报成功率上，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回到了申遗的“初心”——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毋庸讳言，在这一认识和行动上，我们还是不折不扣的学生。

首先需要消除申遗误区，回归保护主题。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监管，虽是老生常谈，却是中国世遗道路的顽疾。在申遗过程中，各方不惜耗费巨资投入竞争，志在必得。而一旦申报成功，在一些地方就意味着保护的松懈，强力开发的开始。我国多数世遗的开发力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保护的投入，致使资源被过度利用；而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旅游设施、商业建筑、基础设施和盲目翻新整修等建设，也与世遗保护的宗旨相悖。

我国世遗因为保护不力遭遇国际“黄牌”警告的事情屡有发生。张家界在1992年成功申遗，却在短短6年之后即因为“旅游设施泛滥”遭联合国警告整改。遗憾的是，2013年张家界再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这次是因为其世界地质公园“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不力。无独有偶，在第31次世遗大会上，我国也有6处世遗同时遭到黄牌警告，分别是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其中布达拉宫、三江并流和故宫是第二次被警告，之前被警告的还有武当山古建筑群和苏州古园林。此外，泰山、平遥古城、大足石刻和都江堰都曾受到尖锐批评。“保护和管理不善，致使世遗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损害”均是主要原因。这恐怕与众多地方将世遗作为“摇钱树”有关。

其次需要改革世遗管理体制，强化保护职能。我国许多世界遗产同时也是风景名胜、地质公园、文保单位或自然保护区等，管理多头而责任不清。世界遗产往往由以盈利为目的的风景名胜区实际管理，监管难以分家。在申请过程中，各方因为共同的利益预期而倾向于采取一致行动，但申请成功后即各自为政，以部门利益优先，致使资源争夺利用，保护职能被忽略，监管失灵。一位申遗项目的主管领导曾对笔者直言，其遗产入围世遗毫无悬念，但最大的障碍是管理体制交织，问题难以解决。这就要求改革我国世遗管理体制，构建与经济利益分离的保护实体和监督机制，强化保护责任，用制度加以保障。

此外，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遗产事务，从一个数量领先者变为真正的保护引领者。世遗数量众多只是表象，不能必然提升中国世遗发展的地位。中国申遗阵容庞大，但发言很少；研读规则较多，参与规则制定少；被动听得多，讨论和观点贡献较少；国内研究论文多，公众科普教育很少……这些引起了部分国际专家注意，与世遗大国极不相称。

中国需要回归初心，将思维从开发转换为保护和文化传承，以可持续的理念对待世遗，为海内外贡献中华民族保护智慧。一是要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发展全球创新性的世遗保护理念和方法；二是勇于实践突破，改革探索，分享中国的实践经验甚至教训；三是开拓设计世遗国民教育工程，鼓励低价或免费提供国民世遗教育和服务，增强全民的保护意识和保护参与热情；四是积极参与国际遗产事务，包括国际世遗理论研究，保护、修复、监管的规则制定和问题解决，引领本领域的创新改革。相信这次申遗成功，能够促进我国世界遗产管理改革步入全新阶段，使我国世界遗产为国家利益服务，也为全人类利益服务。

作者单位：全球环境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