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电子报

◆陆彧童

敲响上海市多伦路191号“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半掩着的门，馆长的女儿有些烦躁地探出身来：“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不开门了，你们去别的地方吧。”方要关门，坐在门内的老人家摆了摆手，示意记者进门。

博物馆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两侧的柜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筷子。门内躺椅上的老人正是年近九旬的馆长蓝翔，身体欠安的他身边还立着一个氧气瓶。很多时候，老馆长需要休息不方便招待参观者，博物馆就这样半开半闭着门也有些时日了。

看到有人进门，老馆长眼中闪过一丝神采，颤颤巍巍地给自己戴上助听器，又慢慢踱步到一旁，翻出他撰写的《上海民间藏筷馆30年》递给参观者，书里讲述了他潜心研究筷子文化的经历与成果。

老人店铺所在的多伦路曾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一条小路。百年前，这里是文坛风云的聚集地，被视为人杰地灵的“文化重镇”。十多年前，这里是古玩书画学者的情怀天堂，书画坊、古玩坊、私藏博物馆林立。而如今，藏品馆和书画坊纷纷撤离，十余家民办博物馆也只剩下“大上海1933”、“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和“文博堂”3家孤独坚守。馆长们坐在空荡荡的馆中，诉说着这十几年的艰难，又似在等待一个改变民办博物馆命运的契机。

一条辉煌不再的文化街区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多伦路修建于1912年。街道短短550米，承载着上海滩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鲁迅、郭沫若、瞿秋白、丁玲、叶圣陶、茅盾等文人墨客聚居于此，酝酿着醒世大作，不时举办几场文化沙龙陶冶情操、唤醒国人。日积月累，街区的文化气氛日益浓厚，成为了志同道合文人的聚集地。

“多伦路文化街是1999年开街的，这条路上曾留下过很多名人的足迹，所以开街之初就主打文化名人牌。我也是那个时候在这里买了沿街商铺。”上海旧物民办博物馆“大上海1933”的馆长郭纯享回忆：“当时周围和我一样开博物馆的还有十来家，有筷子馆、钟表馆、石头馆、瓷器馆……”

在郭纯享的记忆里，刚开街的多伦路十分热闹，穿梭着对文化藏品充满兴趣的游客，馆舍门类也是五花八门。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条街区“变了味”。

近年来，多伦路经历了两期保护和维修，面目又清秀不少，再现了20世纪初的海派风情，两旁的建筑和园林也更加精致美观，成了不少影视作品的取景地点，可原本深藏其中的博物馆“宝阁”却一个个地消失。

一个炎热的午后，记者来到热闹不再的多伦路。大路两旁多是一些商行和咖啡馆，还新开了时尚纹身和母婴照相馆。众多店铺中，零星穿插着门可罗雀的书画馆和旧书店。不少店面已经拆掉了招牌，紧闭大门。街道上，零星有几名游客在和充满风情的雕塑、建筑合影，却少有人在书画馆里驻足。

这里依然有民俗风情，却再难称上“繁华”。没有了一间间充满“民族魂”的博物藏馆，没有了熙来攘往兴致勃勃的知音，厚积薄发的中国近现代文人气息在这里也渐渐消散。

一份不曾改变的情怀

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街、特色商业街区……多伦路头上的光环从来不弱，但商业和人文的融合不协调使得市场缺乏活力，名气虽大而人气不足，很多藏馆知难而退。

眼看着左邻右舍一个个“逃离”多伦路，留下的几位老馆长痛心惋惜却也无可奈何。“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走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走，”郭纯享笑着道，“大概是因为喜欢吧。”

“大上海1933”是郭纯享几十年的心血，馆里满满都是老上海的回忆。让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花毕生精力搜集的旧报刊：从清朝的报纸，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这些响当当的报纸，以及《人声》《小星报》《市民报》等小众化、发行时间不长的报纸……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各类报刊几乎被他照单全收，历史就在这泛黄的纸页上“凝固”。

18年来，郭纯享几乎每天都待在这里，守着他精心搜集的“上海回忆”，纵使多伦路繁华渐消、文化气息渐淡，他守护老上海文化的热情却从来未变。

从“大上海1933”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蓝翔老先生经营的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虽然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滔滔不绝地给参观者介绍，但那份收藏筷子和办博物馆的热忱一如既往。他努力地用手指向自己的得意藏品——一双长199.8厘米、重7.5公斤的红木筷子，不遗余力地为参观者介绍。

“我开博物馆不赚钱，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弘扬筷箸文化，”蓝翔老馆长顿了顿道，“以后我走了，就不会再开下去。子女对这块不感兴趣。”

一个不易突破的发展瓶颈

谈起博物馆的相继撤离，多伦路文化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侯先生也充满惋惜。像蓝翔老先生这样因为后继无人，日后不得不停业的并非个案。他认为，民办博物馆的不景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人们文化消费意识的转变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小在多伦路长大的张阿姨说：“现在很多人宁可花几千块去看场演唱会，也不愿花几十元看看历史文化。要想改变民办博物馆的状况，这种风气一定要转变。”

此外，资金和管理问题也是导致闭馆的主要原因。记者来到“大上海1933”时，博物馆里一个参观者也没有，只能听到头顶风扇的旋转声，显得有些冷清。馆长郭纯享正闭着眼在屋内小憩乘凉，听到有人进门方微微抬了头。店铺不大，但藏品却不少，七八十平方米的底层挂满了各种充满历史感的旧上海物品。没有保护罩，没有展品台，也没有专人讲解和服务，对于一些暴露在外的重要藏品，郭纯享只能贴上一张写着“不要动手”的纸，用来提醒参观者莫伸手。

中国博物馆协会民办博物馆秘书长肖秉侠认为，建立一个成熟的博物馆不仅需要搜集藏品，还需要足够的运营能力，藏品设计、保养以及工作人员都很重要。但这些成本，对于目前无法获得有效支持的郭纯享来说太过庞大。在如今的多伦路开设博物馆绝对是个“烧钱”的活儿，不仅需要自己搜集文物，还要自己找场地、筹经费来运营。郭纯享透露，“大上海1933”一个月的营收约1万元，去掉电费等各项开支，利润所剩无几。“如果我把商铺租出去，也许收益会比自己做还要好。”郭纯享苦笑。

对许多民办博物馆来说，门票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国有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民办博物馆则陷入了免费开放没有收入、不免费开放就没有游客的两难境地。

2005年之前，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入口处还是收费售票的，20元一张套票，可供参观10个民办博物馆。每接待一位参观者，馆长可以到多伦路管委会领取2元的补贴。如今，大门口旁依然树立着“凭票参观”的牌匾，却已经成了装饰。郭纯享无奈道：“这样的补贴到2005年不知什么原因戛然而止。博物馆无需凭票参观后，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支持资金不足、自身运营不专业、受众对博物馆参观意愿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办博物馆的发展，使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步走向萧条。

一场不得不做的改变

上海上世纪90年代曾有200多家民办博物馆，到现在对外开放的还剩下不足30家。生存艰难不是多伦路民办博物馆独有的现象，而是上海民办博物馆面临的共同问题。

上海市政协委员俞亮鑫认为，多伦路的情况也许和整体文化氛围有关，不能让多伦路只活在历史之中。

在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健看来，“阳春白雪”吸引的总是小众，国内很多历史文化街的冷清也成了一种常态。多伦路文化街若要升级，就得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包括商务、休闲和娱乐需求，以形成一个基于近代民国风格的现代文化综合体。从客观上看，多伦路周边的商圈日趋成熟，便利的交通带来的大量乘客是潜在客源，而市政配套设施改造则为游客的停留提供了可能。

虹口区政协委员张蓉伟等认为，青年人是潮流和文化引领的主力军，凡是青年人扎堆的地方，都日趋兴旺。可以以文化产业为主，大力扶持青年艺术家创业，把多伦路建成一个“青年艺术家创业的孵化基地”，并设立“多伦路周末文化集市”，让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落地，使高雅艺术走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可以成立“多伦书院”，邀请名家讲学，或改建、增设一两处剧院，尽可能做到雅俗共赏，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化氛围。

上海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发展相对稳定的民办博物馆，多为企业民办博物馆。它们拥有更加完善的管理机制，不仅能够保证展品的安全，还设有志愿者讲解、专人引导，同时与附近活动相互融合，互相拉动人气。相比之下，一些个人兴办的博物馆局限性较大。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认为，民办博物馆还应当主动寻求突破，引入现代管理思维。

其实，早在2010年，国家文物局等多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并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博物馆给予一定补助。郭纯享曾主动申报过，但由于门槛较高，对展厅面积、消防设施等都有一定要求，他和多伦路上的几家民办博物馆都没有拿到补助。郭纯享觉得，现在是时候改变了，他已在青浦金泽镇选好房子，准备将藏品转移过去，这一次他要办一个更好的“大上海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