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楠

江苏省出台的《措施》通过6个方面的具体举措，强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值得注意的是，第六条举措明确提出，要在日常环境监察上采取综合制约，对各地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常态化环境监察，并根据日常环境监察情况，采取行政约谈、挂牌督办、区域限批等环境管理措施。

各项奖惩措施落实到位，必须以充分掌握整改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常态化环境监察可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保障措施。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暴露出的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根源在于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存在侥幸心理、应付心理，认为督察只是“一阵风”，不会实现长期、持续的跟踪督办，于是在整改进度滞后甚至分毫未动的情况下，却向上级报送完成销号。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不强，整改措施不到位，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和处理，小问题就会逐步变成大问题、老难题，而且越积越多，处置起来难上加难。

实施常态化环境监察，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整改意识导向。环境问题整改事关基本民生，以解决问题的坚决态度，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整改，毫无疑问应当作为各地各级干部的一项基本行为准则。有了常态化环境监察这把利器，虚假敷衍无处藏身，就能促使相关人员树立认真负责的政治态度，坚持不遮掩、不拖延，即知即改、马上就办。不管问题大小难易，只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就一定能彻底完成治理。

实施常态化环境监察，需要加快完善环境监管体系。针对环境问题的跟踪督办，难点在于基层环境监管人员和精力有限，难以实现“全覆盖、拉网式”监察，而且不同人员在执法尺度的把握上也会有些许差异，因此容易出现“反复查、查反复”的现象。结合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可以探索构建更加扁平化的环境监管体系。比如，全省的生态环保队伍可以实现统一调配，通过异地执法、交叉监察等方式，促进监管力量握指成拳、直达基层一线，避免省、市、县三级重复检查。

实施常态化环境监察，丰富检查手段同样必不可少。通过技术手段杜绝漏洞和盲点，才能确保问题达到百分之百有效整改。比如，现场检查不仅要眼看、耳听，还要“有图有真相”，取得现场图片、视频等资料，为后续评判整改成效、给予奖励惩戒提供坚实依据。另外，常态化环境监察不仅要发现问题，也要帮助当地应对实际困难。监察中收集到当地整改确有实际困难的重点难点问题，也应及时向上级反映，提供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协同共治、合力攻坚。

诺德豪斯：寻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中，不仅要考虑对气候环境的影响，同时还需要测算不同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只有同时实现两部门内部各自的均衡关系，此时应对气候变化所支付的各种成本对于福利的总体负面影响才能降到最低的程度。

◆李志青

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William D. Nordhaus（诺德豪斯）和Paul M. Romer共同获得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学术贡献。

诺德豪斯教授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他的得奖可以说是既在预料之内，同时也在预料之外。

笔者在几年前曾经与一位国外同行提及诺德豪斯教授能否获得诺奖时，遭到他的断然否定。理由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诺奖绝无可能颁给属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诺德豪斯教授。现在看起来，诺奖颁奖的风向似乎出现了变化，这是预料之外之事。

所谓预料之内则是指，如果在气候变化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领域要选择诺奖人选的话，那么非诺德豪斯与魏茨曼（哈佛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两位莫属（从学术影响力来看，后者可能还要稍胜一筹）。最终的结果是，诺奖花落环境经济学界的诺德豪斯教授。

要说诺德豪斯教授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最为重要的当属他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所提出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即RICE/DICE模型），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相关研究成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就是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之前，诺德豪斯教授就带领耶鲁的一支团队，开始建设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庞然大物——动态一体化评估模型（RICE/DICE）。之所以说是庞然大物，是因为这个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硬骨头”，不仅模

型庞杂，覆盖了从能源消耗、碳排放到气候环境变化，再到经济和政策等跨学科问题，需要各种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成果。而且在当时的数据统计条件下，模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极为有限的统计数据。也正由此，在过去30多年里，随着信息变得更加充分，诺德豪斯教授不断调整完善分析框架，使之逐步逼近气候变化背后的现实，然后通过模型分析寻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诺德豪斯教授本人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认为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并不一定需要政府的强势干预，而是要尊重市场，利用市场工具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

总体上，诺德豪斯教授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对于当前的环境保护有几点借鉴。

其一，应对气候变化要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诺德豪斯教授构建的动态一体化评估模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考虑资源（能源）、气候（环境）与经济（生产消费）等因素在实现福利最优化过程中的多重均衡。以气候与经济的双重均衡为例，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中，不仅要考虑对气候（环境）的影响，同时还需要测算不同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只有同时实现两部门内部各自的均衡关系，此时应对气候变化所支付的各种成本对于福利的总体负面影响才能降到最低的程度。

二是通过引入贴现率考量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时间因素，将时间价值纳入到均衡的框架中。这一点本身并不新奇，关键是采取何种水平的贴现率。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这个贴现率水平不能过分低估，只有符合社会贴现率的正常水平才足以推演出最优的政策，否则就会形成“（现在的）穷人补贴（未来的）富人”倒置现象。

上述两点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将经济因素纳入到环境保护的决策中，同时实现环境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双重均衡（最优）。否则，过度强调某个方面的结果将不仅损害该部门自身，还会损害到整体福利的优化。

其二，强调市场工具（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诺德豪斯教授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借助市场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他论证了不同应对情景下的福利效果，其中提出在稳步应对的情境下，采取碳税等政策将有利于实现福利的最大化。本质上而言，碳税的实质是对碳排放进行定价，这是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这一工具的最大特点在于将碳排放作为经济要素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对其进行定价，并选择最优的定价水平。在此，诺德豪斯教授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定价的合理性）会帮助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节能减排，出清市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必须在碳社会成本、减排成本等方面进行科学的核算。不过，强调市场工具的理念是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环境保护的领域。

其三，强调政策本身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诺德豪斯教授的研究中，他还非常重视政策本身的效益（效率），在他看来，提出制定和实施应对温室效应的政策时，要以更加谨慎的态度权衡气候变化与减排政策的利弊得失。诺德豪斯教授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简便的经济模型，用以量化地评估旨在延缓气候变暖的政策，其中的基本思路是估计可选政策未来的成本与收益并计算现值，最优化的减排政策可以使净收益最大，也就是成本与收益边际相等。这一点对于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来说也很重要。

诺德豪斯教授因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获得诺奖，但其理论中也有一些不足。第一，忽略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过程中的种种“非市场”因素，诺德豪斯教授曾经提出在国际社会推行统一的“碳税”，而统一碳税的前提是市场的完备性。但事实上，国际碳市场的建设严重缺乏这样的市场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真正实现建设全球统一碳市场的目标。第二，诺德豪斯教授的研究过多地侧重于对美国因素的分析，从而得出某些“有利于”美国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比如在贴现率的设置上，他选择偏低的水平，得出的结果便倾向于“保守地”应对气候变化。事实上，如果将全球其他地区的因素纳入后，美国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气候变化应对的进程，损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总体上，诺德豪斯教授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开创了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奠定了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基础，对推动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府主导型”环境问题

还得靠政府来破解

◆但家文

近期，陕西省大规模拆除秦岭自然保护区违建别墅的行动刷屏网络。据报道，这次难度极大的拆违行动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源于中央领导要求彻底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批示。

多年来，秦岭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的违建别墅群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当地曾出台针对秦岭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但仍没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究其深层次原因，违建别墅群涉及如此大面积的土地供给、如此大金额的招商引资、如此严重的违法建设，没有地方政府的层层默许、包庇和纵容，是绝无可能发生的。这起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与地方政府的监管失察有很大关系。

当前，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不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施政行为和履职过程不当有很大关系。比较典型的有，政府及其部门违规决策、违法审批、擅调规划、政策失误、失职渎职、充当保护伞，从而引发规划布局不当、产业结构失衡、“散乱污”企业失控、生态环境破坏、企业违法排污、执法监管无力等许多问题。毋庸讳言，这类“政府主导型”环境问题正是目前各地难以根除的“老、大、难”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当前中央、省级、市级各类环保督察正以前所未有的频次、强度和压力，查处各地的环境违法行为，但在部分地区显现出来的效果仍不是太理想。追根溯源，“政府主导型”生态环境问题，最终还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真重视、真正抓，才能有效破解、抓出成效。但如何牵住、牵好牛鼻子，调动各方力量和积极性，事半功倍地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这篇大文章，则有赖于生态环境部门的深谋远虑、统筹布局和精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