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黎

如果说，岁月像小偷，它偷走了樊锦诗一头青丝，留下了斑白的印记；它也偷走了樊锦诗的大半生，让她将生命交付大漠流沙和洞中光影，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为古老的敦煌赋予新生。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自述中，如此诠释她与敦煌那命中注定般的半世情缘。

日前，由樊锦诗口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这一次，一向低调的樊锦诗首度直面读者，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她就如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与其牵绊共生，互为养料，“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时至今日，樊锦诗终于可以内心坚定地诉说，“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

“敦煌是我的宿命”

坦诚而言，起初我并不熟悉这个名字。

可敦煌文物保护及其数字化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果，让樊锦诗频频见诸报端。

人们称她是“敦煌的女儿”。

女儿与母亲，血脉相连，相依相偎。可想而知，樊锦诗与敦煌，想必已是融为一体。

从书中的自述得知，她本是出身优越的上海娇小姐，亦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她的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可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

“只要进到洞窟里，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樊锦诗不知多少次走过那大大小小735座洞窟。人们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日的莫高窟，而读她的故事，才方知忘我、纯粹的人生境界是何等高尚、稀有。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风沙吹硬了樊锦诗的吴侬软语，也带走了她的青春年华，却从没改变她坚守敦煌的那颗心。

透过樊锦诗的讲述，那洞窟中的壁画和佛像似乎有种魔力，吸引召唤着她，而时间和空间亦被色彩和线条凝固，冥冥之中，舞女飞天婀娜多姿，每一双眼睛都沧桑神秘。所有种种，都在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这里封存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是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

樊锦诗打算寻找谜底，揭开答案，也因此，她成为了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樊锦诗说道，“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或者，是源于对敦煌文化的一种大爱。

留史续史也是一种责任

《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事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也全面呈现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物保护事业的筚路蓝缕。

阅读樊锦诗，就是在阅读一段荡气回肠的敦煌史话。

一直以来，有不少人提出为樊锦诗写传记，都被她婉拒了。“我本不想写这个传，没想过要写回忆录。后来，有一些朋友和同事不断地跟我提及，我的前任常书鸿院长、段文杰院长都写过传，你在敦煌待了这么多年，你也应该为敦煌留史，为二老的事业续史。”

这让81岁的樊锦诗不得不重新思考，正是因为一代代莫高人的不断坚持，才让大漠中的敦煌重焕荣光。“不是我个人需要写传，而是应该通过这本书反映莫高窟的伟大，反映几代人经历的风雨沧桑。为敦煌服务是我的责任，留史和续史也是我的责任。”

在撰写者顾春芳看来，《论语》讲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樊院长正有这样的君子风范。

缘分的安排，顾春芳得以走近樊锦诗，了解樊锦诗，进而有幸成为那个“懂她的人”。

她被“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触动，也被樊锦诗的健谈、丰富的阅历和开阔的思路所影响。“她的讲述有自然内在逻辑，只需一点就能源源不断喷涌而出，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的话全部记录下来。”

10天的深谈，累积了20万字的访谈稿。整理框架后，很多口述提及的年代、数据、事件的详细经过都需要一一查实补充，这也让这本书最终成为一个跨度极大的多学科尝试。

也因此，我们得以看到，这本口述自传汇集了樊锦诗现阶段的思考，关于遗产保护在未来所要面临的严峻问题，都在这本书中一一呈现；而对于遗产保护的历程和发展，樊锦诗的回忆，也具有档案的价值。

与时间赛跑的保护战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先生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文章中，写下如此的一句话。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而莫高窟之于敦煌，无异于这个文化中心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中，历史的敦煌、当下的敦煌、未来的敦煌在此相遇。除了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作为世界上最了解并深爱着敦煌石窟的人之一，樊锦诗更以考古人的博识、文保人的严谨、艺术家的浪漫，将敦煌石窟的绝美艺术娓娓道来，引领读者踏上一场纸上敦煌艺术之旅。

同时，书中也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莫高窟保护的迫在眉睫，并总结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举世瞩目的“数字敦煌”项目背后的故事。

樊锦诗于花甲之年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面对壁画、彩塑等珍贵文物日渐退化的问题，面对文物保护与商业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她的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拯救了莫高窟。

2016年5月，“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古老的敦煌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通，焕发出不朽的光辉。而那时，樊锦诗已经年近八旬。

“我觉得世界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樊锦诗在书的最后，探寻着守护敦煌的究极意义。那是人与敦煌难分难舍的情缘，是对人生大美的追求，亦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金石可镂的精神缩影。在她眼中，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能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文化遗产服务，“非常幸运”。

“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